国防安全面临新挑战

　　新一轮科技创新浪潮的掀起，使全球进入一个创新密集和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时代。一些重要的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发生革命性突破的先兆日益显现，变革突破的能量正在不断积累，新科技革命正在加速形成。

　　从方向上看，以信息科技颠覆性换代和深化应用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在深入发展，以生物技术为主导多学科推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发展；从性质上看，新科技革命将是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三大革命的交叉融合；从范围来看，新科技革命可能由多个国家共同推动。

　　国防科技是实现强军目标的基础支撑和直接动力，即将到来的新科技革命涉及科学和技术的深刻变革，对国防科技发展的方向、模式、思路等方面提出了诸多新要求、新挑战。只有认清这些冲击与颠覆，才能更好地应对挑战，推动国防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新科技革命可能进一步拉大与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 从历史上看，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带来了世界创新格局的大调整，引起了一个国家命运的兴衰变化。在科技革命的创新浪潮中，先进国家具有更雄厚的科技基础、更先进的研发设施、更庞大的创新群体、更良好的创新机制以及更充足的经济基础，可能早于落后国家把握新科技革命的机遇，理清科技革命的突破方向，快速做出决策响应和前瞻部署，进一步巩固其相对落后国家的领先优势。落后国家受科技基础、顶层谋划的制约，可能错过科技革命的机遇，在科技发展和武器装备建设上不断拉大与发达国家的“时代差”，使自己在战略上长期处于被动落后的态势。我国曾经错失了冷兵器战争向热兵器战争变革、热兵器战争向机械化战争变革的大好时机，导致武器装备发展和军事实力长期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

　　技术欺骗和技术突袭将愈发频繁，对技术发展战略研判提出了更高要求 新科技革命将带来前沿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群体突破。前沿新兴技术发展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在为落后国家提供技术超越的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挑战。一方面，技术欺骗将越来越多。多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大肆宣传一些似是而非的技术概念，有意将对手引入歧途，达成技术欺骗的目的。上世纪80年代，美国就是通过“星球大战”计划，将前苏联拖入军备竞赛。新科技革命背景下，前沿科技的发展具有不确定性，面临多种路径选择，强大的对手出于战略目的可能故意释放烟幕，对我进行技术欺骗。另一方面，被技术突袭的风险加大。1957年，前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卫星，就曾使美国大为恐慌。新一轮科技革命将在生物、信息、纳米、材料、能源等多个交叉领域取得突破，军事强国利用其深厚的技术基础，有可能在某个方向取得出人意料的突破，对落后国家进行技术突袭。在此背景下，谋划国防科技创新发展，应加强战略判断，提高对技术的敏锐性和认知力，既要防止技术欺骗，走入发展歧途，丧失发展机遇，又要防止技术突袭，防止重大技术遗漏，不能因为战略判断失误，形成与军事强国新的技术鸿沟。

　　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的边界日益模糊，现行基础研究发展模式面临困境 随着科学研究与工程领域的结合日趋紧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开发已没有很清晰的边界，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呈现出相伴、互动的发展态势，基础研究从实验室的科学发现向战斗力转化的时间大大缩短。历史上，由电磁波发现到雷达装备应用历时近50年；而从2004年突破压缩感知理论，到2007年应用于提升雷达性能，历时不到3年。我军现有基础研究工作大多针对武器装备建设的具体需求进行凝练和支持，对于基础数学、应用物理、生命科学等重要国防基础研究领域，缺乏系统的布局和稳定的支持。这些工作主要依靠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力量。但由于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政策法规等方面因素的制约，民口基础研究成果向国防领域的转化应用尚存在较大障碍，影响了国防科技的创新发展。在此背景下，如何对我军现行的基础研究发展模式进行改革创新，既发挥军方在国防科技基础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又充分发挥民口基础研究对国防科技的重要推动作用，已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科技创新和退化的速度不断加快，必须增强国防科技超前储备意识 当前，世界主要国家围绕国防科技的竞争日趋激烈，使得国防科技发展呈现出创新不断加快、同时退化也不断加快的特征。一方面，在各国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动下，国防科技创新及应用速度明显加快，向战斗力转化的速度更快、转化的链条更短。以我国为例，过去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一个型号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周期是10—15年，而今已经缩短到3—5年，而新一代战机歼-31的原型机开发仅用了19个月。另一方面，军事领域的强烈对抗性和竞争性，导致各个国家竞相发展并应用最新技术，新老技术替代节奏不断加快，技术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军事技术由“高”到“低”退化的速度越来越快。因此，必须科学把握技术“进步”与“退化”，紧跟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切实增强技术储备的超前意识，紧盯技术发展前沿加强前瞻谋划和预先布局，科学防范技术退化加快带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