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羽：禁不禁谷歌，换一个角度考虑

　　前几天转发了一条访问谷歌的技术帖，不说别的，至少谷歌学术以及邮箱都圆满解决了，速度也奇快。但搜索，至少在我的电脑上，还不能如此解决。当时状态里原帖主提到，谷歌不稳定不仅仅是防火墙的问题，也有谷歌在全球调整服务器的关系。无论如何，我觉得还是以解决问题为重。

　　我觉得美剧下架也好，谷歌也罢，我们没有必要先入为主地以一种受迫害者或抗争者的心理去哭天抹泪。凡事多想一步又如何？我只追《生活大爆炸》—当然这三季的质量越来越不堪了—我发现搜狐没了之后，立即就找了个别的网站下载了。在线不能了，下载看不成么？不知道现在追这部剧的朋友们是不是都是2010后出生的，忘记了头几季只能下载，并无在线的时候了？说实话，从我的角度看，反正没花钱买信号，怎么看不是看。

　　有些事未必是政府打算禁锢你我的小头颅了。经济考量—尽管有时或许是非正当的—可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美剧一事里这方面的传言已经不少了，是真是假还有待验证。至于网络，总还是有代理的吧。

　　这时有朋友可能和我一样会说：凭什么别的国家的人不必用代理，中国人就得用代理？

　　然而这毕竟暗示了一个预设前提：即中国和别的国家一样，故而这些网站、公司及其背后国家，会将中国视作与美国或冰岛或阿根廷或斯里兰卡一样的国家。我觉得，即便不是五毛，也应该能体会到，中国在当今世界的确是有其特殊性的；中国和西方社会的双边关系也是相当复杂与特别的。不排除西方及其朋友对中国的态度和策略，不同于其内部相处的策略；那么，作为与中国息息相关的中国居民，受到来自本国政府或他国的特殊待遇，也不是不可能的。不说那么啰嗦，举个例子，与中国类似发展水平的国家，其护照免签待遇大多优于中国，这或许就是某个层面特殊性的体现，不管其后是互惠政策的缺失还是意识形态，抑或对大规模潜在移民的恐惧。每一点恐怕都和中国的某些特殊性息息相关：意识形态也好，巨大的人口也罢。

　　所以如果说某些网站，对待中国、某些中国用户有特别的兴趣，或采取特殊的态度，从而换来中国自卫性质或报复性质的特殊待遇，我觉得也并非不可理喻。稍微记忆力还不太差的人都知道，脸谱网也好，YouTube也好，都不是一开始就被禁的。两者缘何被禁，跟西边两大自治区的暴力事件有直接的关系。在这里，我也没兴趣做一些无端的猜测，不过很明显，有些人面对中国发生同样的事件，是会傲娇得多的，而且是充满正义感的傲娇。这种情况下，是有可能引起当局自我保护。

　　可以进而猜测，如果十八、十九世纪的美国可以被看作特殊的，现在的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呢。

　　然而我们可能会合理地担心：那我们的信息渠道是不是少了。的确如此。但我只能这么说：因为代理，我回国这几周，使用的网络服务跟在美国时没什么区别—而且一分钱也没多花—只要我想。电子书，该下载还是有地方下载；脸谱网，该回复还是能回复；YouTube，想看也能看，只是懒得看—我被它耽误的时间已经够多了。我只是一个电脑水平并不高超的文科生，我能做到的，我相信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网民都能做到。

　　肃羽：禁不禁谷歌，换一个角度考虑

　　当然，我们还可以继续担心—会不会有一天代理也被禁了？有可能，是合理的假设—就好像斯诺登在前几天的采访里承认“美国有些人认为他给美国带来了不可逆转的损害”是个合理的假设一样。但我大胆胡说：我觉得如果真有那一天，或许也是推出官方版付费代理服务的时候。因为我觉得禁锢思想并非其主要目的。

　　理由很简单，中国早就不特殊限制大多数居民出国旅游、读书的权利了—而且还相当鼓励。记得2009年给希伯来语专业老师的一位以色列导师当翻译，那个老头一个劲儿小心翼翼地问我—带着一种西方人到“极权国家”特有的好奇和谦卑—“中国允许国民出去玩吗？”我说允许吧，可以出去。然后他问：“不是，我是说，自由的，不加条件地出去—拿个护照就出去，比如，去以色列，可以吗？”我说，那不行！他露出了满足的微笑；然后我说，因为我们需要以色列签证。

　　那段时间我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和许多人一样—比现在可多得多。但这段对话也提醒了我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道理：人出去之后，人家爱撒欢上什么网就上什么网，爱看什么书就什么书。如果中国的目的是封锁信息，那封锁人显然是第一位的。但毕竟不那么做也已经好多年了。一个人出去，带回来的信息保守估计也可以影响十几二十个人。

　　中国会有一天重回绝对意义的闭关锁国吗？我猜不会，但肯定有大量的人觉得会。譬如家里长辈就有人经常两眼冒光地说：一定要离开中国，说不定哪天又会文革。某次这么说的时候，同桌有一位长在台湾、住在美国的亲戚—这位台湾人听了之后皱了皱眉，充满同情地说：我觉得大陆应该不会再那样吧……

　　但我能理解有一群人觉得，会。这群人同样觉得在中国每天吃的都是毒药，同时又自相矛盾地觉得这样的中国人还能活到老，并深切担忧中国人的养老难问题；他们还觉得中国比非洲生活惨得多，觉得美国看病是不花钱的，觉得全世界只有中国人横穿马路，觉得转基因一定能让人长出尾巴，并觉得哈佛图书馆凌晨四点座无虚席。更重要的，“这些问题都是体制问题”。

　　不必装逼，我自己和我认识的大多数朋友都多多少少经历过这样的阶段，所以我深切理解这些人传播这些言论时的那种诚恳的心态。而在防火墙的另一面，一般不刻意去找，是找不出这些国产流言背后的真相的；然而，却能不费力气地找到一大堆躲在国外不敢回来的人写的关于中国时事的分析—这群人及其诉求大家都能猜出来—以及国外媒体带有自己价值观的、或道听途说的报道。而从政府的角度去看，这实在不是一件让人放心的事情。

　　当然，即便如此，封锁也并非上策。或许真的上策只有让中国人变得更富裕些，同时加强教育。我国真的有很多热血青年和热血中老年，其知识水平和责任心不成比例。我自己也怀疑是否应该给这些人太过灵活的信息渠道。别说我跟“当局”站在一边：当我听自己的党员长辈经常跟你说中国多黑暗，当你听到朋友里中学就入党的几位跟我说“你以后可千万别回中国这个鬼地方”、“生下小孩要在美国带呀要接受人家先进的基础教育呀”的时候，不容我不对当局十分同情。这是官逼民反么？这群人往往在国内生活富裕，工作稳定，有车有房，出手阔绰。所以我不怪别的，只能怪认知能力了。

　　从另一个方面说，这恰恰是西方某个方面的成功。近东系那位大我一岁的美国哥特风学长，也是个美国愤青，经常骂政府。但人家的思路是：美国理论上应该民主自由，但被现在这群政客搞坏了，都在骗人。这是种圣经的思路：本来上帝造人是极好的，后来却人堕落了，要招来大洪水了。这可是根本不同于我们在国内听到的许多话：中国坏，中国政府、执政党坏，中国文化劣等，中国信仰不存在，最重要的：中国人的人性都低人一等。这种话网上还俯拾皆是。

　　好在，这种禁锢并不是永久性的：这种基本的客观与中立，虽在学术上永难达到，但在生活层面却并没那么困难。这是一种流动性很强的分隔：如果你有一天学会“话比三家”了，恐怕同时你也会用代理了。这样的人多了之后，恐怕禁什么、禁不禁，就有人重新考虑了吧。

　　没错，近几年我是喜欢从“国家”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虽然这百分之九十九是因为闲得蛋疼，但是也不得不说跟我一些简单粗暴却也并非无中生有的认知有关。我的专业是“以色列”、“犹太”，这群人有还是没有自己的国家，命运迥异。我也见识过一些所谓海外华人丧家之犬般的心态，真觉得在目前这个背景下，国、族仍然是人之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