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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客帝国》：在真实与虚拟的混沌边缘

金宁石海明

（国防科技大学）

什么是母体？什么是人？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自由？也许在芸芸众生日常“陀螺”般旋转的生活中，大多数人并没有时间思忖这些人生旅途中的0阶“元问题”。

当午夜梦回、万籁俱寂之时，对这些困惑找寻答案的人们总会苦思冥想，渴望获得内心那抹无言的宁静，于是就有了苏轼“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于是就有了叔本华“只有我们独立自主的思索，才真正具有真理和生命”。《三体》的作者刘慈欣也曾言说，“我们都是阴沟里的虫子，但总得有人仰望天空”。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拨动着人心最深处那根心弦，从这个意义上说，《黑客帝国》也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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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客帝国》三部曲总体情节脉络是，人类不甘机器人统治，尼欧、莫菲思、崔妮蒂三者联合锡兰的人类去解救那些被程序所控制的、受困于虚假世界的人类，并与准备将人类始终困于虚拟世界的特警不懈战斗。三部曲首尾衔接，情节线性发展。第一部起始于莫菲思与崔妮蒂二人发现并改造救世主尼欧，终结于特警被三者领导的人类群体消灭。第二部的叙事框架进一步拉大。在锡兰“国”的团结之下，特警最终受到控制，但也留下能与尼欧抗衡的人类。在第三部中，正义力量最终获胜，大批人类得以解放。

《黑客帝国》之所以在科幻电影史上留下一笔，原因不妨勾勒以下几处：

一是整体情节。三部曲环环相扣，情节之间形成一个闭环。首先，故事开启于发现救世主，但救世主本身也是不断进化的，所以老救世主的消失也是新救世主的诞生起点。此外，从最终先知只是实现了部分人类的解放不难看出，人类通往自由之路是永无止境的，需要连续的战斗。因此，人类的挣扎循环往复，不断从零开始。

二是细节刻画。影片中人类谋求实现穿越都是通过电话，话筒部分的小洞蕴含着无限的穿越时空。而当人类通过“净化”来到真正的世界之后，身上布满的都是机械铁质的小洞，那是真正人类的标志，同时也象征着人类获得自由过程中的伤痕与印记。此外，影片中大开脑洞的巧思，比如电子虫捕捉器、人类的种植缸等，都极大拓展了公众的认知空间。

三是人物及场景设置。“黑客”既指自由穿梭于虚拟世界不受法律控制而肆无忌惮的人，同时也是那些身处黑暗之中，身着黑衣、留着黑发、戴着墨镜的人。影片中，黑暗的灯光、装备及阴森的氛围共同营造了“黑客”的氛围。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无论正义方还是邪恶方都佩戴着的墨镜。黑色，代表神秘深邃，也代表恐怖阴暗。如日本设计家川久保玲就认为，黑色最具有可塑性。墨镜令人好奇，在那一片片黑色镜片背后，究竟藏着一双双怎样的眼睛？是悲悯？抑或无情？是善良？抑或恶毒？是无知麻木？抑或激情睿智？正如在经典科幻影片《银翼杀手》中，大反派即复制人的制造者Tyrell也是戴着厚镜片，看似慈祥的笑容背后却是极度自私与虚伪的双眸。

可以说，单凭借整体情节、细节刻画、人物及场景设置三大要素的独具匠心，《黑客帝国》就可以堪称经典。倘若再加上影片的主题和立意，《黑客帝国》在科幻电影史上就跃迁了一个层级。

影片探讨的问题涵盖母体、人、真实和自由，它们分别是什么？这些问题有内在的关联性。首先，母体是什么？影片中已给出了解答。母体就是电脑操纵的虚拟世界，最终会让人变成如同一枚电池般毫无用处。而当每个人都来自这样的母体之时，“人”只是变成了一个符号，真正的人早已不复存在。那么，什么又是真正的人呢？是生命细胞吗？并不然。影片中的机器可以复刻人身上产生的大约120伏特生物电，超过25000个热量单位以及所需的全部能源。这是人的行为、意识和思想吗？并不然。人的行为可以完全由程序控制。这是情感吗？并不然。就连救世主尼欧和莫费思的情感也是预先设定好的命运。

实际上，人之所以为真正的人，原因唯有自由二字。影片告诉我们，所谓的人类就是奴隶，都活在一个没有知觉的、思想被禁锢的牢狱。这个牢狱于无形间束缚了人认识自身的一切可能性，设定了人的命运，决定了人的未来。而唯有突破这个牢狱，人才能获得自由，才是真正的人。自由二字，贯穿影片全程，也是根本冲突点所在。在这一点上，《黑客帝国》的思想充满野心。影片情节设定的终极讨论是，到底有没有真实的世界？人类反抗机器人的统治，以为突破了旧空间来到了新空间就可以获得自由，但却被告知这个新空间仍是设定好的了旧空间，这就涉及到哲学家关心的“瓶中脑”问题了。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晓原教授对此指出：“《黑客帝国》用最新建构的故事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情节，在大众面前颠覆了实在论。”这个评论是一语中的。

影片在解答这些困惑时，也关照了人类社会发展宿命般的“必然性”。矛盾冲突似乎是必然的，且必然发生于人类与机器之间。人工智能从被创造的那天起就预示着会变成人类的敌人。由此引申出来的人类奋斗目标也是必然的，即人类所追求的始终是对机器的胜利和自由的支配。另一必然性在于，即使作为对抗机器的唯一幸存群体——生活在锡兰的人类，也不可避免的产生了阶级，其中的议会高高在上控制着一切。锡兰还产生了社会结构，处于底层的人们即使得已解放，仍受到某种力量的掌控。就这一点来看，人类的解放是永无止境的，不仅要与机器展开对抗，人类内部也永远存在着矛盾。显然，这种矛盾性超越了人机对抗的主题。

在影片的最后，当被问到如何做出预言的时候，先知答：“我没有预见到，我只是相信。”可以想象，当知道自己所经历的一切以及未来都已注定之时，人类所感到的不会是欣喜，而注定是彷徨、疑惑、无助和绝望。正如从机器诞生的那一刻起，人类就被告知将要灭亡。可是凭借先知口中的“相信”以及不竭的探索与挣扎，人类向自己证明了，没有命运，只有创造。着眼未来，纵然机器在某一天展现出了对人类的某种威胁，人类能做的，更是坚信“No fate but what we make”。到那时，仍旧可以拿起那冲破牢狱的电话，获得自由。

金 宁：硕士，国防科技大学国防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石海明：国防科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指挥与控制学会青工委副主任，国防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国防科技》杂志编委，中国军视网、《深圳卫视》、《湖南卫视》、《科技日报》特约评论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兼职研究员，远望智库特约研究员，《光明日报》社科普专家。